Vincent's Space

读彼得德鲁克让人茅塞顿开，视野开阔

lizhanquan — Fri, 14 March 2008 15:23:33 +0800

最近的1个多月时间，都在读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名著《管理的实践》与《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大师的作品果然与众不同，读完之后我感觉视野开阔了许多，心中很多一直无法弄懂的疑团都逐一被解开。这些书虽然写于上世纪的50年代，可是书中的精髓却影响了几代的企业家。《管理的实践》通过对管理原则、责任和实践的研究，探索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制度，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则从管理者的培养和教育角度阐述了有效的管理者应该具备的基本技巧和素质。这两本书告诉我们这样一些原理：

即使是管理一个跨国大型企业，成败的关键也不是某个人的所谓"管理能力"、"管理天赋"，而是有没有一个完善的管理制度，衡量一个管理制度是否有效的标准就在于该制度能否将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但是，管理也决不能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管理应该是一种实践，因为最终检验管理的是企业的绩效，惟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成就而不是知识；

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也许某些有"管理天赋"的人与生具有某些别人没有的品质，但是如果他没有在工作中不断地总结完善，不断地修炼，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那么他一样不能成为一个卓越的管理者。

以下就是我在读两本书的时候的一些笔记，整理起来为下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提供一个参考吧。

《管理的实践》 -- 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概论：管理的本质

管理的首要职能是管理企业，其次是管理管理者，然后是管理员工和工作。
能够快速、明智而理性地适应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管理绝非仅是被动反应和适应，而隐含了一种企图塑造经济环境的责任，在经济变动中主动规划、开创和突破难关的责任，以及不断铲除经济环境对企业限制的责任。
管理管理者的精髓就在于运用最可变的"人力资源"来打造企业，使资源充分发挥生产力。
技术进步导致大量单纯的工人失业，推广技术的障碍在于，是否有足够多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产生。新技术不会造成管理者过剩，或是被纯技术人员取代，相反，未来会需要更多的管理者，管理的领域将会大幅扩大，许多现在被视为基层员工的人未来将必须有能力担负起管理工作。

第一部分：管理企业

企业的问题不在于如何获得最大利润，而在于如何获得充分的利润，以应对经济活动的风险，避免亏损。利润的多少与盈利的能力，其实更加应该关注盈利能力。
彼得德鲁克解释了企业是什么这个问题。是顾客决定了企业是什么。因为只有当顾客愿意付钱购买商品或服务时，才能把经济资源转变为财富，把物品转变为商品，顾客是市场的"计划者"。
任何企业都有两个基本功能：营销与创新。
企业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任何一个其绩效和结果对企业的生存和兴旺有着直接和举足轻重影响的领域，都需要有目标。目标领域包括：市场地位、创新、生产力、实物和财力资源、获利能力、管理者绩效和培养管理者、员工绩效和工作态度、社会责任。
要重视市场份额而不是销售额。无论如何，变成被边缘化的小供应商都是很危险的事，最好还是要设法维持最低限度的市场地位。相反，即使没有反托拉斯法，市场地位太高，也不是聪明的办法。原因是市场霸主在内部进行任何创新时，都会遭到很大的阻力，也变得非常难以适应改变。
每家公司都有两种形态的创新：产品与服务的创新，以及提供产品与服务所需的各种技能和活动的创新。
必须做好资本的规划，除非预先思考，未雨绸缪，否则不重要的投资方案可能点点滴滴地耗尽公司可用的资本，等到要进行重大投资时，反而资金不足。所有管理良好的支出都必须长期执行才能见晓，短时间拼命冲刺，不见得有效果。而突然削减经费可能在一夕之间摧毁了长期耕耘的成果。在公司发达的时候，夸耀公司福利，成立球队，但是当订单下降10％，就大幅缩减开支，甚至不在供应盥洗室的肥皂，与其这样还不如细水长流，规划适度而稳定的员工活动。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必须要平衡短期与长期的目标。要清楚地知道当景气的时候，必须提高哪些领域的支出，避免哪些领域的支出；如果生意下滑的时候，必须先削减哪些领域的支出，维持哪些领域的支出。
我们要长远的规划我们的利润率。例如，当我们要求一个25％的平均利润率，就要在景气的年份达到40％的利润率，这样才能弥补景气差的时候15％的利润率。
企业真正的保障，是未来的管理者，具体来说，这表示今天的管理者必须有系统地为明天的管理者做好准备。
我们所知的基本工业生产系统有四种：单件产品的生产系统、旧式的大规模生产系统、新式的大规模生产系统、流程生产系统。不同的生产系统对应不同的管理原则，相应的人员管理也不一样。必须因地制宜，根据生产系统的不同指定不同的生产管理方法。

第二部分：管理管理者

管理管理者有四个主要要求，第一是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目标管理），第二是为管理者的职务建立适当的结构（企业机构），第三是创造正确的组织精神（企业精神），第四是为管理组织建立健全的结构性原则（企业规章）。
企业绩效要求的是每一项工作必须以达到企业整体目标为目标，尤其是每一位管理者都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追求企业整体的成功上。高效能的企业管理层必须将公司所有管理者的愿景和努力导入一致的方向，确定每位管理者了解公司要求达到的成果，而且他的上司也知道应该预期下属达到哪些目标。因此，IBM员工的PBC是根据老板的PBC来决定，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目标管理不能只靠一己之力。只有当每一位相关管理者都能彻底思考单位目标时，换句话说，积极并负责地参与有关目标的讨论，才能达到会议的功效。只有当基层管理者积极参与时，高层管理者才知道应该对他们抱着什么样的期望，并据以提出明确的要求。此外，在执行的过程中，还要有正确的反馈途径。让基层的管理者能够有机会向上沟通。
为了控制自己的绩效，管理者单单了解自己的目标还不够，还必须有能力针对目标，衡量自己的绩效和成果。所有公司都应该针对每个关键领域向管理者提供清楚统一的绩效评估方式。
企业应当只采用达到关键领域的绩效所必需的报告和程序。意图"控制"每件事情，就等于控制不了任何事情。而试图控制不相干的事情，总是会误导方向。要重视报表、报告所带来的不良风气，不要过分依赖报表、报告去衡量业绩。
组织的目的是"让平凡的人干不平凡的事"，没有任何组织能完全依赖天才，天才总是非常罕见，而且不可预测。良好组织精神真正的考验不在于"大家能否和睦相处"，强调的是绩效，而不是一致。"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果不是植根于良好的工作绩效所带来的满足感与和谐合理的工作关系，那么其实只是脆弱的人际关系，会导致组织精神不良，不能促使员工成长，只会令他们顺从和退缩。
当下属失败的原因显然出自管理上的失误时，就不应该将他解雇，但仍然应该把绩效不佳的人调离目前的工作岗位。这是管理者对企业应尽的责任，也是为了全体的士气和精神而必须做的事情，这样才对得起表现优异的员工。这也是管理者应该为绩效不佳的部属尽到的责任。由于能力不足而无法胜任工作，其实受创最深的还是员工自己。当员工绩效显示出有调整工作的必要性时，无论个人情况如何，管理者都必须痛下决心，采取行动。
坚持严格的标准能激励士气和绩效，但关于人的决定必须尽可能考虑周全，在实务上，要兼顾对高绩效的坚持和对个人的关怀并不难，只要肯努力，再发挥一点想象力，几乎都一定能在组织中找到与个人能力相符的实际工作。
薪酬制度不能僵化，对于有奉献精神的老员工，应该把薪酬的上限抛在脑后，毫不犹豫给予重奖。此外，单靠金钱奖励还不够，无论管理者还是一般员工，无论在企业内外，每个人都还需要另外一个奖励--声望和荣耀。企业无法买到忠诚，只能赢得忠诚，同理，员工不能卖到稳定，只能赢得稳定。
企业要有合理的升迁制度，但也不能过分强调升迁。过度强调升迁的做法也会引发不当的竞争风气，为了自己能脱颖而出，员工不惜牺牲同事。为了避免过度强调升迁带来的坏处，薪资结构中应该提供特殊表现的奖赏，奖金几乎相当于因为升迁而增加的酬劳。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升迁的机会，如果表现优异的话，每个人还是有可能大幅加薪，而加薪幅度相当于连升两级所增加的酬劳。
此外，企业不应该完全从内部升迁，内部升迁确实应该是企业的常态，但很重要的是，不要让管理层完全依赖近亲繁殖，结果变得自鸣得意、自我封闭。
管理层不应该任命一个将才智看得比品德更重要的人，因为这是不成熟的表现。管理层也不应该提拔害怕其手下强过自己的人，因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管理层绝不应该将对自己的工作没有高标准的人放到管理岗位上，因为这样做会造成人们轻视工作，轻视管理者的能力。在任命高层管理人员时，再怎么强调人的品德也不过分。
领导力是无可替代的，也是不可强求的。我们不应该把功夫划在培养领导的领导力身上，而是花在创造一个有利于领导发挥潜在能力的环境上，需要强调的是组织精神，而不是领导的领导力。
企业首席执行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特质：思考者、行动者、抛头露面的人。通常很难在同一个人身上看到三种特质并存。因此，结论之后一个：即使有再妥善的安排，都不可能由个人来承担企业首席执行管的所有工作，必须由好几个人共同努力，通过团队合作来完成。单凭直觉行事的管理者无法胜任首席执行管的职务，无论他多么才智过人、反应灵敏。首席执行官的工作必须有所规划，而且也必须根据计划来执行工作。
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的CEO团队呢？最好的设置方法是由一个管理团队进行各项决策，一个CEO主持日常工作，团队里面的各个成员薪酬差别不大，基本平起平坐，每个团队的成员在他所负责的领域中享有最终决策权，相互之间不能相互责难，无论是谁做的决定，都代表着整个管理团队的决定。
什么样的董事会是好的董事会呢？首先，董事会千万不能变成法律上的统治机构，而必须是企业审核、评估、申诉的机制。只有在企业面临危机的时候，董事会才能变成行动的机构--撤销失败的管理层。董事会里面需要有独立董事，外部董事，为了找到这样的人才，董事的报酬必须非常有吸引力。
培养未来管理者的第一个原则是必须培养所有的管理者，也就是说，候选人的梯度要足够深。第二个原则是，培养管理者必须是动态的活动，绝不能只把目标放在今天--取代今天的主管、他们的工作或他们的资格。
企业要求的不是对会计一知半解的管理者，而是能够管理企业的管理者。一个人不会因为多增加几项专能，就变成通才，只有视企业为整体，才能提升一个人的视野。因此，要成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不是要到各个业务部门实习，成为通才，而是提高自己的全局观，拓宽自己的视野。
在中央集权的组织里，再多特殊的培养管理者活动都不足以培养出未来的管理者，只会制造出未来的专家。反之，真正的分权化管理不需要额外增加任何培养管理者活动，就能培养、训练并检验出未来的管理者。
有三种特殊方法可以找出达到经营目标所需的结构：活动分析、决策分析和关系分析。不断进行活动分析，可以发现优先级动态变化，这决定组织的部门结构；决策分析决定责任由谁负责，这决定组织部门职能；关系分析决定矩阵关系，决定人事结构。主要的组织结构有两种：联邦式分权制与职能性组织。彼得德鲁克是推荐联邦式的。但是要注意，任何制度都不可以是僵化的，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组织不健全的症状：管理层级不断增加，不能撤换表现不佳的员工，过度中央集权，缺乏适当的活动分析。设立协调委员会，全职的联络人员，经常召开会议等等。此外，我们还必须密切注意一个严重的体质失调问题：管理层年龄结构失衡。如果管理层大半都很年轻，就意味着未来很多年里，公司里其他年轻人的升迁机会变得很少。

第三部分：管理员工和工作

作为一个IBM的员工，我们不能片面理解IBM从来不炒人的传统。因为，IBM不炒人（尽管只是大部分时候，在93年危机的时候还是裁员不少），是客观看到了不同人从事同一个工作时的差异，因此希望把人都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样做需要有以下条件：
创造更多的市场与职位；
坚决清退不合适、无改进的员工。
在整个经济萧条时期，如果公司的业务方向仍然前景，盲目裁员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人力资源有一种其他资源所没有的特性：具有协调、整合、判断和想象的能力。事实上，这是人力资源惟一的特殊优越性，在其他方面，无论体力、手艺或感知能力，机器都胜过人力。
人类的学习速度惊人，但忘掉所学的能力却比较差。我们之所以不容易忘掉所学，以至于无法快速学习新事物，主要因素是经验，而非年龄。但是人类必须在适当的条件下，才能做好心理准备，迎接改变。首先，改变必须看起来是很合理的，还必须能改善现有状况，但又不能太快或者进行太多的改变，以至于铲除了所有能让一个人感到熟悉自在的重要元素。如果改变不能明显加强员工心理上的安全感，就必然会遭到抗拒。由于人生苦短，而且天有不测风云，所以人总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因此企业一方面要求员工具备改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必须积极采取行动，帮助员工建立这种能力。
工作中需要越多的人工作业技巧，那么就应该把越少的基本步骤合为一项工作；需要的判断越多，就越需要把较多的基本步骤组合在一起。当工作变得太庞大、太复杂，以至于个人无法负荷时，就应由一群人以有组织的团队形态来完成工作，而不是用机械化的方式把一群人连接在一起。
我们无法用金钱买到责任感，只有当员工出于其他动机而愿意承担责任时，金钱上的奖赏才能发挥激励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来造就负责任的员工，包括慎重安排员工职务，设定高绩效标准，提供员工自我控制所需的信息，提供员工参与的机会以培养管理者的意景。
要让专业人员在企业中发挥效能和生产力，必须满足五个特殊需求：他必须是专人人员，但也必须对企业有所贡献，而且知道自由有何贡献；他必须享有专业人员和个别贡献者的升迁机会；当他改善绩效和提高个人贡献时，企业必须提供金钱上的奖励；他的职务必须属于专业工作；他需要在企业内部和更广大的社区中获得专业上的肯定。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 The Effective Execute

管理者必须面对四类并非本人所能控制的现实问题：
1. 管理者的时间往往只属于别人，而不属于自己；
2. 管理者往往被迫忙于"日常运作"，除非他们敢于采取行动来改变周围一切；
3. 使管理者缺乏有效性的第三项现实因素，是管理者本身处在一个"组织"之中，只有别人能够利用管理者的贡献时，管理者才算有效；
4. 最后，管理者是身处一个组织的"内部"，受到组织的局限。
有效的管理者与不称职的管理者，在类型、性格及才智方面，很难加以区别。要想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必须在思想上养成以下习惯：
1. 有效的管理者知道他们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
2. 有效的管理者重视对外界的贡献，他们会首先自问："别人期望我做出什么成果？"
3. 有效的管理者善于利用长处，包括自己的长处、上司的长处、同事的长处和下属的长处。他们还善于抓住有利形势，做他们想做的事。
4. 有效的管理者集中精力于少数重要的领域，在这少数重要的领域中，如果能有优秀的绩效就可以产生卓越的成果。
5. 有效的管理者必须善于做有效的决策。他们知道有效的决策事关处事的条理和秩序问题，也就是如何按正确的次序采取正确的步骤。
有效的管理者知道他必须集中他的自由时间。他知道他需要集中整块时间，时间分割成许多段，等于没有时间。如何高效的利用时间，是一个需要长期调整，长期改进的事情，对时间的控制管理，不能一劳永逸。
一个平静无波的工厂，必是管理上了轨道。如果一个工厂常是高潮迭现，在参观者看来大家忙的不可开交，就必定是管理不善。管理好的工厂，总是单调无味，没有任何刺激动人的事件。那是因为凡是可能发生的危机都早已预见，且已将解决办法变成例行工作了。
用一个人，应该是每天的工作都需要用他。偶尔才有需要的专家，必要时才需要向他请教的专家，就不该正式聘用，像IBM这样搞part time就可以了。
在以工作或任务为主的环境下，如果我们不能有所成就，那就算我们能与人和谐相处，愉快交谈，又有什么意义呢？反过来说，如果能在工作上取得成绩，即使偶尔厉言疾色，也不至于影响人际关系的。
有效的管理者在会议开始时，会先说明会议的目的和要求达成的贡献。同时，他还要设法让会议仅仅围绕着主题。
不管是谁，如果他在任用一个人的时候只想避免短处，那他所领导的组织最终必然是平平庸庸的。所谓"样样皆通"，实际上可能是一无是处。才干越高的人，其缺点也往往越多。有高峰必有深谷，谁也不可能是十项全能。我们任用人不可避人只短，而要用人之长。
能建立起第一流经营体制的管理者，通常不会与周围的同事及下属保持过分亲密的关系。这是为了保证能够选用适当的人选。
只有经得起绩效考验的人，才是可以提升的人，这应该是一条用人的铁律。反过来说，对一个没有突出表现的人，尤其是一个没有突出表现的主管，应该无情地调职，这是管理者的责任。任何一项人事任命都是一个赌注，但是，只要能抓住某人的长处是什么，这至少是个合理的赌注。
昨天的成功比昨天的失败更有杀伤力。尤其是当成功成为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卓越的管理者必须及时制止无效的事情，立刻开展有意义的事情，"推陈出新"。

世界上居然有感情如此细腻的人！——读张爱玲作品有感

lizhanquan — Sat, 23 February 2008 15:36:58 +0800

第一次读张爱玲的作品还是我在汇丰银行工作的时候。我记得有段时间，整天在办公室都没事情做，上一个项目已经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还没开始。在一个不可以上网的公司里面，打发时间的最好办法就是偷偷看电子版的小说--《半生缘》就是那个时候看完的。

去年年底，为了能更加深刻地看懂《色戒》，特意买了本张爱玲的小说集，断断续续地，总算是把她的小说都看完了。掩卷沉思，心中不禁感叹--世上居然有感情如此细腻之人！

《色戒》

短短20多页的一篇小说，看了3遍都没看懂，后来看了张爱玲自己写的评论文章，才抓住了文章中那细微但却重要的细节。于是羡慕李安，这根本就是一个浑然天成的剧本，因为小说通篇没有一处文字对性爱场面进行描述，他得以尊重原著，在没太大约束的情况下将梁朝伟与汤唯的床戏拍得如此精彩，如此深刻。我相信这样一种论调--张爱玲花了三十年时间才写成《色戒》，一篇由心而发的"自传"。

《半生缘》

其实这篇小说写的最好的是女、男主角的名字，曼桢，世均。这篇小说被搬上舞台剧、银幕多次，我想剧情也不需要我赘述。我只是想说，我还是喜欢林心如饰演的曼桢，谭耀文饰演的世均。

《倾城之恋》

这是我认为张爱玲写的最好的小说。香港的沦陷成全了流苏与柳原，柳原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而流苏也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浮躁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我们总不能脱离了社会而存在于世上，可是，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百年修得同船渡"，彼此能成为夫妻，就已经是倾国倾城的了。

《金锁记》

原来高中时候语文老师的"三十年前的月光，应该是铜钱般大的"这句话，是来自于这篇小说。但这是一篇十分沉痛的小说，越看越郁闷。主人公七巧三十年来带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在金锁之下，没有人可以生存。

《连环套》

张爱玲对小说的取名非常地贴切，赛姆生太太一生的遭遇，其实就像是踩上了连环套一样，这边刚解套，那边又被另外一个更紧的套给套住了。我想，世上不能自主，连环被套的又何止是赛姆生太太一人？

《红玫瑰与白玫瑰》

去年在北京出差的时候，看到街上有同名舞台剧的宣传广告，好像是袁泉主演的吧？但小说其实差强人意。

《小艾》

能把一个悲剧写的如此温情的也只有张爱玲。书中的主角小艾的遭遇看起来让人觉得很痛心，但是通篇读完却发现其实心情是越读越明朗的。或许真正的快乐，其实并不是人生路上一路高歌的手舞足蹈，而是否极泰来的镇定自若。

《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二炉香》&《心经》

前者讲变态杀手，中者讲处女的初夜，后者讲恋父情结。特意指出这三篇小说，是想说明，其实张爱玲的文章不仅仅只是男亲女爱，这三篇小说涉及的其实是对心理学、尤其是女性心理学的研究。我诧异于她涉猎之广，深深地佩服这个写小说的女人。张爱玲如果不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又如何能读懂那么多人，尤其是女人的心思！！

－To be continued...

读书笔记——于丹《论语》心得

lizhanquan — Sat, 16 February 2008 14:09:55 +0800

很早就想读读这本书了，因为网上实在有太多针对于丹的非议，所以想亲身读一遍她的书，看看到底自己对她的评价又是如何的。今年春节，要去汕头拜年，想着在长途车上百无聊赖，不如读读书，于是终于有机会读完了这本薄薄的论语心得。

老实说，我能理解网友们为什么对这本书有那么大的非议。因为，于丹把一本论语说成了《心灵鸡汤》，说成了"圣贤的自我修养"。我虽然对儒学没有研究，但我也知道，《论语》不仅仅是一本叙述如何"修身"的励志书，它应该还包含了很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但我却理解于丹，理解要在在电视上白活的于丹。因为电视是一个不同于书本的载体，它需要有互动，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观众的视觉、听觉感受迅速转化为感悟，因此，这种"小故事，大道理"的"知心姐姐"方式最适合向大众介绍《论语》了--而且我觉得于丹在电视上讲的比在书本上写的要好，要生动。易中天在序中说，于丹说的这个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论语》的道理浅显但是深远，朴素但是深刻，那些晦涩的文字经过几句翻译、点评之后，往往能够让你恍然大悟，先是"哦"一声，然后再"嗯"一声。正如于丹在后记中所说，仁者见其仁，智者见其智，经典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令人敬畏到顶礼膜拜，而恰恰在于它的包容与流动，可以让千古人群温暖地浸润其中，在每一个生命个体中，以不同的感悟延展了殊途同归的价值。

所以我想对于丹说一句：君子不器。继续加油！

【转载】梁文道-以明朗的面目面对新版中国威胁论&任何时候都是最危险的时候

lizhanquan — Mon, 21 January 2008 17:28:53 +0800

转载这篇文章的时候，恰逢中国股市大跌。2008年1月21日星期一，A股大跌266.08点，跌幅达到5.14％，历史第二大跌幅。

我马上到网上看看，是不是昨天晚上又"半夜鸡叫"了，但是发现没有任何消息，于是觉得奇怪？有个朋友发来一条短信"加息啦？为什么大跌啊？什么时候才可以建仓啊？"

突然间我明白为什么了--正如梁文道在文章中说的那样，小散们面对的是一个高深莫测、不按牌理出牌的庄家，恐惧来源于无知，来源于一切都不确定的模糊状态，因此，我想告诉我那位朋友：任何时候都是最危险的时候。

梁文道：以明朗的面目对应新版中国威胁论

我们不必害怕一个有权有势又有钱的朋友，只要我们了解这个人，知道他的性格，晓得他的行为模式，明白他在任何情况下的标准反应。明了这一切，不只可以避免激怒他，惹起彼此之间的冲突；甚至还可以因势利导，在与他和平相处之余替自己得到一些好处。同样的常识也可以应用在国际关系之上，最可怕的不是财雄势大的核武国家，而是高深莫测、不按牌理出牌的国家，因为人们不知道它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那么，中国又是不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呢？

2007年最后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以"China Now"为封面专题，预告2008年将是中国的年份。这类说法，我们早已见怪不怪。撇开今年的北京奥运的大舞台不谈，中国的崛起早就不是新闻了。从几年前中国将成为惟一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强权的预告，到去年有人干脆断言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这些说法一个比一个夸张，也一个比一个令外国人感到疑惧。在正打得热火朝天的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初选战里面，中国也是个重要话题，几大热门人选不约而同地表示要和中国找到共处的方式，叫选民不用害怕，更不要夸大中国的威胁。问题是这些呼吁本身正好反映出"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人而言是一种多么普遍的情绪，否则政客们就不会在这点上做文章了。

中国政府一方面把"和平崛起"的国势走向分析换成了"和平发展"；另一面则不惜"示人以弱"，在各种场合对外述说中国内部面对的问题。其目的当然是要让各国政府和人民不必担心中国有争霸的野心，因为我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大串令人头痛的问题排着队，又哪来的空暇和余力去逞强呢？结果这条策略奏效了，不少人都认识到了中国的城乡差别、贫富差距等各式各样不足为外人道的困难。所以《新闻周刊》的著名评论家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才会劈头就说中国是个"脆弱的超级强权"。但这又衍生了另一种担忧，那就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会不会衍生为外在的威胁呢？

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谢淑丽 (Susan Shirk)是很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专家，现任加州大学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所教授。去年她出了一本颇受好评的论著，书名就叫《中国：脆弱的超级强权》。这本书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一方面举出大量例证，说明中国绝非一般中国威胁论售卖者说的那么强大那么可怕；但同时却又指出中国林林总总的内政问题正是它成为潜在威胁的原因。谢淑丽教授主要的理由是这堆层出不穷的内部困难不断挑战着中国政府的统治，在这种情况底下，任何外部事端(例如台海生事)都极易触动中国政府，使得它不惜与他国开战，以求保卫政权的正当性。

虽然不能说这是美国学界和政坛的共识，但谢淑丽的观点的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而且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闻周刊》最近刊登的中国专题就几乎完全照搬这套说法，成了谢淑丽一书的媒体普及版。中国威胁论发展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转变。第一个阶段是片面夸大中国的竞争优势和庞大潜能，把中国描绘为一只很快就要吞噬全球的巨龙。为了响应这一阶段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和民间(包括学界与传媒)做了很多工作，一边反复提倡绝不称霸的"和谐世界"观，一边坦诚揭示自己面对的内部困扰。可是到了第二阶段，中国的"脆弱"反倒成了别人害怕的新理由，接下来我们又该怎么做才好？要怎么响应才能消解不利于中国发展的新版中国威胁论呢？难道又要反过来强调中国国情安稳，海晏河清，政府的管治没有一丝问题吗？

当然不，我们应做的就是继续开放的姿态，敞开肚皮给人家看。解除境外媒体的采访限制就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做法。因为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那个备受外敌压迫的东亚病夫了，它不须玩弄虚虚实实的游戏。做一个大国，就得尽量开放，因为最可怕的莫过于对着一个你知道它很强大但又不知其深浅也不能准确预测其行为的国家。

除了让他人得到足够而且正确的国情讯息，更重要的就是"稳定"了。所谓"稳定"，指的不只是社会和政府管治能力的稳定，更是一切行为模式的稳定。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台湾问题上像谢淑丽所说的那么让人畏惧并不是坏事，因为重点不是完全不教人担心，而是令人知道我们的底线，令他们知道什么情况准会触发让人畏惧的局面。就以这点而言，中国政府目前做得很正确。

可是行为模式的稳定还包括了更深更广的层面。我们应该让人了解中国的"既定政策"是真真正正的"既定"，一切皆有规则可循。大至最高执政当局的权力交接，小至商贸往来的制度环境，没有飘忽可疑的人治阴影，只有清楚可见的规律遵从；没有政出多门朝令夕改所带来的无所适从，只有明晰的权责分配与系统的决策程序。这一切本是多年来大家对中国内政的基本要求，但在中国变得如此巨大如此有影响力的今天，它甚至也成了让国际社会安稳的条件了。

（作者为香港专栏作家、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

梁文道：任何时候都是最危险的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挥的"统一俄罗斯"党刚刚赢得了杜马大选，而且赢得相当轻松。虽然"统一俄罗斯"的候选人拒绝参加电视辩论，但还是有些俄罗斯人居然在事后调查里表示"统一俄罗斯"的表现较佳！明明没有上电视辩论，却让人觉得他们上过，还赢了辩论，可见普京和"统一俄罗斯"的魅力实在已经到了一个能够制造幻觉的地步了。正因如此，外界才更是不解为何普京在竞选过程中要那么卖力，四处张扬外国威胁论（所谓"外国"其实也就是美国），把对手一一打成外国野心势力的傀儡。一般认为，这是为了把他的声势抬得更高，使他在明年卸任总统之后不管是做总理还是一个普通的议员，都能挟庞大民望继续实际地控制政局。

为了一个特定的政治目的，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不惜打造一个外敌出来，以此向内凝聚自己的支持者，这本是政客常用的手段。但它的前提必须是民众要有相应的心理，对世界也得有能够配合的看法，觉得自己的社群自己的国家处在外敌环伺的状态，感到无时无刻不是最危险的时候。只有如此，当权者才能轻易召唤起大众的危机感，将政局导向非常的状态。而我们知道，在最不正常的紧急状态下（例如颁布戒严令的时候），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目的，任何有碍于此等目的之实现的行动都是可以被禁止的。在国家安全面前，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等基本人权和其他价值都是可以先放到一边去的。由于这等非正常状态把国家安全的定义和维护它的方法都交到了当权者手中，所以一个有心巩固权力的人自然喜欢散布紧张的情绪，提醒大家外部威胁的存在，就像家长强调暗夜街道的危险，好叫孩子不要太心野。当恐惧成为普遍的情绪，当外敌的存在成为社会的共识，有利于当权者的紧急状态就很容易出现了。

恐惧往往来自无知，所以那种外在的威胁是不能说破不可细究的，必须让它保持在一个模糊的状态。外在的威胁愈是难以捉摸，它就愈是难以防范；它愈是难以防范，我们就要更依赖那些好像能够辨认它捕捉它的人了。同时，外在威胁如此含糊，它的诠释空间自然不小，于是谁掌握到诠释它的权力，谁就可以指挥大家应该警惕什么，我们又该如何趋吉避凶了。

我想起在香港皇后码头存废之争的后期，曾经有一位香港评论专栏作者提出警告：美国正是透过一些非政府组织，以环保和保育议题的包装，介入他国的内部事务，制造政治事端。这位作者一没有指明那些组织是哪些组织，二没有说明他们产生政治事端的机制流程，最后更没有告诉大家保卫皇后码头的呼声背后到底有没有他所说的这些外国势力（秋生凉：《皇后清场显露政府团队精神》，《信报》，2007.08.10）。他只是想含混地散布一种气氛，让大家感到即便是保存皇后码头如此本土的区区小事也离不开可怕的外国势力。似乎只要染上了外国势力，想要保留皇后码头的任何主张都会变得十分可疑。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两点：一、除了当权者，其他人也会采用外在威胁论的论述，因为它似乎是种有效的辩论方式。二、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内外的分别，安全与不稳的对比实在太重要了；只要这个基本点一树立，任何正常的推理论据都可弃之不顾。所以你用不着说皇后码头有多重要，多有历史意义，我也用不着去跟你争辩每一条论据，我只要影射你背后可能还有外在势力就够了。"别有用心"这四个字的妙处就在于我们可以从猜测一个人的动机去全盘否定他实际说出来的话，既省事又方便。

可是，难道外国势力就只是一种出于野心或者政治企图的阴谋虚构吗？再具体点说吧，难道今天的美国就真的没有透过种种手段去干涉和影响我们的政局吗？当然不，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左翼学者的读者一定知道美国总是善于利用媒体、智囊机构和各式伪装成私人企业或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去达成它的目的。冷战以后，更有不少新出土的文献和研究证明即使是美国现代艺术的崛起，也离不开中央情报局的推波助澜，因为他们想要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域战胜共产党国家，标榜"自由世界"的优秀（见Frances Stonor Sauders所著的Who Paid The Piper？及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然而，理性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态度还是和阴谋论式的外在威胁论不同的。前者的怀疑是要有理性去支撑有证据去证明的，而后者则不需要理由也不用提出证据。乔姆斯基和FrancesStonorSauders等人的美国威胁论要靠大量的资料和整全的理论架构去建筑起来，因此也是可以被证伪的，你能够举出相反的例证与推理去驳斥它（事实上，这么做的人也不少）。但是阴谋版的外国威胁论却是不能证伪的，它给出的只是一堆有待细考的蛛丝马迹，和一连串的暗示。阴谋版的外国威胁论甚至不是一种论证方式，它只是一种气氛；它的效果不是来自论据，而是来自一种情绪的感染。它以建立在无知上的恐慌取消了一切推理和证据的必要。

（作者系香港专栏作家、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

【转载】薛涌－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

lizhanquan — Mon, 21 January 2008 17:05:54 +0800

这又是一篇评论极其尖锐深刻的文章。

前段时间到英国走了一圈，感触良多。其中，有一个问题我最想不通：为什么同属于一个国家的英格兰与苏格兰，可以相互仇视，相互讽刺，相互争斗，民众却仍能在同一个英女王之下安居乐业？为什么欧美国家可以的政权可以容忍这么多不同的声音，容忍这么多批评者，反对者甚至颠覆者？

我想，该文的"国王二体论"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

中国的渐进式民主改革未来的方向应该是怎么样的，我相信不同的人心中会有不同的答案。

为什么说中国文化失败？

我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读《论语》的。我个人的历史意识，来源于我对现实的观照。我所要追寻的问题，是现代中国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是否有更深的历史原因，是否可以归结于一个文明的失败。

当然，所谓成功和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价值判断。最近几十年，西方反欧洲中心论的文化相对主义甚盛，似乎文化无所谓优劣。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在美国的大学中即便不是主流，也是一种时尚，渗透到一般的受教育阶层之中。比如，几年前我去医院，当我的白人医生知道我是来自中国，而且研究中国历史后，马上告诉我他在大学上过明史课，非常景仰中国文化。我当时听不出他到底是出于客气还是出于真诚，干脆直率地告诉他我的看法：从现代历史的角度说，中国文化是个失败的文化，至少不能说是个成功的文化。对方听了很吃惊，马上拿出文化相对主义那一套和我辩论。我知道医生惜时如金，无法在看病时开一个中国文化的讨论班，就单刀直入地问他："我愿意我和我的孩子生活在这里。你希望你或你的后代生活在那里吗？"他一时语塞。

我判定中国文化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就这么简单。我是个中国人，我的大夫是个白人。但是，我们是完全平等的。我们中国人应该享受这些白人所享受的生活，比如有相当高的经济收入，在宪政之下拥有自己的政治权利，等等。同样生而为人，凭什么人家有这些而我们没有？凭什么在人家有这些而我们没有时，还不能说我们失败了？

说我们的文化失败了，并不意味着我要反对孔子。相反，这使我在心灵上和孔子更接近，也更能体验他的挫折和痛楚。和当今那些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不同，孔子看到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正走在失败的路上。周代的礼制所表达的价值，正在丧亡之中，乃至他哀叹久已梦不见周公了。我则认为，中国文化的失败，正是孔子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早已失传的结果。中国的历史，自春秋战国之后就误入歧途，乃至后世的儒学，也多是反孔子之道而行之而不自知。孔孟之学仿佛是被后世层层污泥所掩埋的精神资源。我们要想受益于这种精神资源，就必须如同考古挖掘一样，穿透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回到孔孟的原点上。

那么，什么是孔子的原点？孔子的精神为什么对当今的中国还具有意义？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一下为什么在丧失了孔子的精神后，中华文明成了一个失败的文明。

国家理性与共同体自治

评价文明的成败，必须以世界史的框架为依据，以长时段来比较各文明的兴衰。我从这种宏观比较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文明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社会基层。当一个文明给你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框架，让你能够通过和邻居们合作，以自治的精神来管理社区的事务、增加社区的利益时，这个文明就生机勃勃。当一个文明把这种基层权力转交给高高在上的政府，让那些对地方社会既不了解、也没有利益承担的官僚来代老百姓作出决定时，这个文明不管开始时多么强大，也会逐渐失去动力。任何在现代社会中成功的文明，都含有强大的基层社会共同体的基因。而在现代社会失败的文明中，这种基因则非常脆弱。从这个面向看，孔子的努力，是力图保持我们文化中的这种基层共同体的基因。他的失败，则意味着我们的文明丧失了这种基因，最后逐渐成为一个现代病夫。

Avner Greif在他的近著《制度与通往现代经济之路》中讨论西方文明成功的原因，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制度因子：建立在共同利益而非纯粹血缘关系之上的自我治理的组织。这种组织瓦解或弱化了家族、部落甚至国家权力在塑造社会中的作用，使得有共同信仰和利益的个人能够自我组织起来，有效地解决本社区内的问题，应付他们共同面临的挑战。这种组织，就是基层社会的"共同体"。当这种"共同体"过早地被国家权力所整合，丧失了自己的自治权后，社会的基本动力就消解了。而当这种"共同体"能够在现代国家的结构中保存自己的自立性和创造性时，就能促进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兴盛。

现代西方起源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中世纪。在14世纪时，欧洲还有一千个左右的政治体。虽然15世纪时民族国家就已经诞生，但到16世纪时，欧洲仍有五百个左右的独立政治体。这些政治体，大多是以社会基层的共同体组合而成的。直到1900年，才形成了25个欧洲国家。事实上，一直到13世纪，复活罗马帝国仍然是欧洲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理想。但是，因为社会中大大小小的共同体惧怕外在的帝国权力强加于己，它们时而与教廷联手，时而自己组成政治联盟，抵抗帝国的扩展，维持自身的政治与经济的独立，最终在腓特烈二世之后使神圣罗马帝国成为一个空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1100-1600年这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民族国家的产生实际上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秩序和地方共同体的自治秩序的妥协。即使是已经达到相当集权的英王室，也必须和以贵族为代表的社会利益妥协，并受后者的限制。比较成功的主权国家，都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基层社会共同体的完整性，使后者能够积极介入政治过程。

进入现代社会后也不例外。美国建国时，其建国诸父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调和政府和基层共同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他们意识到，在美国建国之前，任何共和政体都无法维持一个庞大的规模，而美国不可避免要成为一个庞大的国家。为了制约可能形成的庞大国家机器对社会共同体的侵犯，他们设计了一个以州权为中心、严格限制联邦权力的体制，乃至在20世纪初美国还有句玩笑：联邦政府要是关门，人们半年后才会觉察到。即使在"新政"之后联邦政府急剧扩大，如今美国政治的一句至理名言还是"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美国政治的中心，还是在基层几万人小镇的镇公所议事厅里。这不仅在于这些小镇的人有充分的权利处理自己的事务，而且他们的政治倾向决定性地影响到国家政治。要选总统，候选人先要跑到衣阿华、新罕布什尔这些小州，如同选村长那样走家串户，进行"政治零售"。而在这一过程中的表现，对候选人的政治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总而言之，现代西方虽然都以强大的民族国家自立，但这种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和基层社会共同体讨价还价的结果，最后大体都给共同体的自治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日本之所以能成为在西方之外惟一一个达到西方的发达水平的国家，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类似的历史动力。日本自中世以来，就形成了以惣村为代表的基层自治的社会结构。即使德川幕府建立了强大的中央秩序，也非常尊重村一级共同体的自治。赋税以共同体为单位来承担，生产由共同体自行组织，社会秩序由共同体来维持，甚至武士阶层不经过特别允许不准进入乡村。这样，在日本乡村形成了强有力的自治行政系统。当德川幕府无力应付内忧外患之时，社会的各个阶层自己迅速动员、组织起来，井然有序地完成了政治转型。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村落的自治，为明治时期的国家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则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央集权的国家建设过程就已经开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皇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成为政治主流。国家权力也逐渐剥夺了基层社会共同体的自治权力，通过"编户齐民"的方式，把老百姓登记在册，在理论上皇权对每一个臣民有着一竿子捅到底的直接统治关系。这一套，被钱穆称为"民众与国家接近"，"优秀平民"得以被选拔进入政府，使中华文明迥异于罗马文明，历久而不衰。

这种"民众与国家接近"的本质是什么？那就是用国家的权力统摄人的一举一动，使社会没有自我组织的空间。不管后来中国的专制皇权如何用儒家学说来装点，其核心的逻辑已经被韩非说得清清楚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势同水火，前者必须通过赤裸裸的权力游戏对后者进行控制。后来儒家的功用，不过是把这一血腥的权力逻辑软化为：国家理性比个人意志更能促进全社会的福利。特别是当国家被贤能之士所统治时，国家就更有能力代每一个个人追求他的利益。韩非所谓的法术之士，就成了钱穆所谓的"优秀平民"。于是，国家权力，不断地代替了基层社会共同体的自治机能。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也就成了中华文明的根基。

孔子理想中的政治秩序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孔子当作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支持者。这当然和他的学说后来被大一统的皇权意识形态所利用有关。这实在是今人对孔子最大的误解之一。孔子确实崇尚周公、崇尚周礼。但是，周礼所代表的统一秩序，主要是一种文化秩序，而非以日常政府行为为内容的政治秩序。孔子支持的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表现了相当的蔑视。他明确地反对政治权力（或者说政府权力）在社会中扮演过重的角色。孔子提倡周礼，正是用来抵抗当时在诸侯中出现的以专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和国家建设过程。他的理想，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让上千个小国，也就是基层社会共同体，在周礼的秩序下自立。

孔子的学说，基础是"仁"。如《礼记》中所言，"仁"是在"宗庙之祭"中表达的，因而主要靠诸侯君主来培育。也许我们可以说，孔子眼中具体的政治，还是本于诸侯这一层。从孔子到孟子，儒家主要希望给诸侯君主提供治国之道，对天子除了"敬"以外，并不提供什么具体的政治建议。

那么，以诸侯君主为核心的政治秩序是什么样子的呢？根据《战国策》、《后汉书》等古籍记载，古有万国；后来国数日减，殷初有三千多，周初有一千七百多，春秋时也曾有一千二百多，只是到了春秋末年才降到十几个。孔子所赞许的"兴灭国、继绝世"之理想，至少也要把国数恢复到一千多的水平吧？一千多个国，大体都集中于狭小的中原地区，每国的人口平均也就是几千人，甚至仅在千人上下。如果每国平均万人，一千多个国的总人口就是一千多万。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落后，许多荒野没有开发，即使开发的耕地恐怕也要不断休耕恢复地力，这在上古文献中的证据也随处可见。中原那么小的土地，根本没有维持千万人口之可能。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说，孔子心目中理想的政治，是一千左右到几千人小社区的自治。

几千人或者千人的小国，是一个面对面的小社区。在那里，大家彼此相识，像一个大家庭。这些人家庭关系好，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社会当然就比较和谐。君主和其臣民，就不会像韩非所描绘的那样水火不容，而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彼此互相尊重。这里的君，也受着礼的约束。君的统治，要靠"群臣士民"的信服来维持。普通百姓也遵循礼的原则，建立彼此的信赖和责任。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小社区的好处是，社区的老百姓了解当地情况，自己治理自己家乡的事务，拒绝外来的权力强加于己。同时，人们共处之时，彼此知根知底；你的个人行为，在共同体的集体记忆里被保存起来，形成你的"信誉历史"(credithistory)，人们据此和你打交道。这样，一个人很难以权术操纵别人。美德则会不断得到邻居的赞誉。社会道德水平也会比较高。

儒学与宪政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西方的宪政，也非自古就有。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神学，并不是宪政学说。但是，这种神学中的一些观念，比如"国王的二体性"，对于西方走向宪政，有着相当大的助益。"国王的二体性"这一观念，源于基督教的传统：耶稣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世俗的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另一个是和上帝合一的永恒之躯，是不会死的、无所不在的。后来这一观念在英格兰演化为"国王的二体"：一个是世俗的、会死，会犯错误的；另一个则是不死的、不会犯错误的，是国体和人民的化身。在宪政的框架下，后一体在关键时刻往往由国会来代表，以约束国王的世俗之躯的行为。在中世纪欧洲特别是英格兰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国王二体论"的政治神学，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念结构。这个来自基督教传统的观念结构，把最高权力的持有者进行了俗圣二分。这种划分，比较接近理性的政治现实：任何最高权力都有双重性：一重是用来满足个人的野心和欲望，一重则是公共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当这样的观念结构深入人心后，用国王的公共义务来约束国王个人行为的早期宪政意识，就比较容易被接受。

中国自殷周革命以来，"上帝"的观念逐渐衰微。在《尚书》中，"上帝"随处可见，在《左传》、《国语》中也频繁出现。但在《论语》中就基本消失了。比较《尚书》和《论语》，可以明显看出"上帝"概念边缘化的过程。当然，上古的史料非常零星不全，我们无法准确地把握上帝逐渐淡出的过程，但粗糙的轮廓还是可以勾勒出来。商代的统治借助于巫祝之术，统治阶层其实就是个巫师集团。周代的政治哲学，则是周武王所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代虽然还借用神权政治的词汇，如"上帝"等等，但在周代的意识形态中，感应上天，最终还是要靠有效地治理人事。这样，人间的"治道"取代了巫祝之道，神权政治转化为贤哲政治。合理主义，人文主义，渐渐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上帝"的概念终于被排除到政治哲学之外。孔子干脆"敬鬼神而远之"，对人间以外的事情存而不问。

这就是余英时先生所谓的"内在超越"的确立。这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只有人文主义或者合理主义这一个面向。这种单一的观念结构，也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倾向：即不是把君主这一最高权力的人格一分为二、照顾到他的世俗欲求和公共责任两个面向，而是把他的人格单一化，使他的特殊品格成为秉承天命的理由。比如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恶君如桀、纣者，其人格全被个人贪欲所填满；贤君如周文王、周武王，则完全表达的是公共品格，没有私人欲念可言。这样把恶君妖魔化，把贤君神圣化，就消解了欧洲"国王二体论"所描述的复杂的权力人格，进而用两个人格分别代表权力的私与公这两极。比如在王朝交替中，不是一君二体，而是二君二体。人们要在两个竞争的"人主"中进行选择，以革命的过程代替了宪政的过程。在和平时期，则是一君一体。虽然士大夫都知道皇帝有其私欲、应该被贤臣所影响和控制，但社会不具备英格兰宪政主义那种"国王二体论"的观念结构，使人无法明确要求国王的俗体服从被国家利益所界定的圣体。总之，在中国，皇帝要么不能反，要么就一反到底、把他和其家族全部斩尽杀绝，取而代之。

孔子不追求像基督教那样在人间秩序之外创造一个神圣的秩序，因而就不得不面对他的学说中的根本性障碍：他的人文理想的实现，是以统治者完美的或近乎完美的政治人格为先决条件。可惜，在现实中，君主的人格，永远像"国王二体论"所描述的那样，是个人私欲和公共责任的混合。在这个意义上，"国王二体论"的优点在于其政治哲学的基本预设比较接近政治现实。但孔子的学说，其实走的是"一君一体"之路，指望有一个周公这样的完美人物出来拯救世界，政治秩序的关键是私人品德，是"修身"。当一个入世的政治哲学建筑在最不切实际的预设上时，其失败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儒家的另一政治理想，本来也具有宪政的潜力，但由于缺乏"国王二体论"这样的观念结构，也在后来的历史中走歪。《尚书·君奭》中，周公发展了贤哲政治的理念。他不仅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观念演绎到"天不可信"的地步，把政治的合法性完全置于治理人间事务的基础上，同时更进一步指出：君主得到天命，不仅在于其本身的品德，更在于他有贤臣辅佐。天命要视君主身边的贤臣而定，自商以来无不如此。没有贤臣，即使是德如文王者，也无法得到天命。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基于这样的哲学出来摄政。等他还政于成王后，依然不退，和召公一起出来辅佐，所依据的就是这套天命有赖于贤臣而非君主一人的政治哲学。

如果我们把《君奭》中的理论放在当时的政治现实中复原的话，就能看出其与宪政有多么接近。周公和召公是当时两个最大的贵族，有着非常大的封地和政治军事实力，并且帮助成王平定了武王留在商地的另外三个兄弟（也是成王的叔父、周公召公的兄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和商王武庚联合而起的反叛，成王的地位相对而言十分脆弱。周公利用这样的局面，试图联合召公，提出成王必须咨政于他们的主张。这实际上等于是贵族对天子权力的约束。

然而，由于中国没有"国王二体论"这样的观念结构的支持，或者说放弃了这样的观念结构，使孔子不能对现实政治权力人格进行分殊，一味在一君一体的道路上期待一个周公那样的完美政治人格，天真地希望通过修身来转化世界。周公那种君必须听命于臣的贤哲政治，不仅没有发展出对君主进行制约的宪政精神，最后反而发展成了钱穆所谓的选拔"优秀平民"进入政府的科举制度，使天下士子成了君权的工具。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在孔子理想中那种小共同体自立的政治框架中，君子代表社会问政、约束君主，当然体现了具有宪政潜力的"天下为公"的精神。但是，在大一统的政治框架下，这种所谓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则是强调君子代表君主行使其凌驾于社会的权力，进而演化成一种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直接认同和服务于超越社会、以君主为化身的"国家理性"，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比如钱穆所谓的"优秀平民"，并不是代表自己的家乡和国家权力讨价还价，而是直接通过科举制度，成为为绝对权力所用的候选人。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以家国天下为承担，并不以自己共同体的利益为承担。在他们看来，仅为自己的家乡的利益说话，显得太"私"了，和自己的身份不符。

于是，知识分子自视为或者被描绘为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并不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社会或者文化的整体利益而考虑。直到今天，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还将此视为自己的文化理想。其实，这种理想中的知识分子作为"特殊人类"，本质上就是韩非在《和氏》中所描写的"法术之士"，只不过穿上了儒家的衣装而已。换句话说，秩序不应是由"群臣士民"通过自己的私利相互博弈而生成，因为那样只能使人"安于乱"；秩序必须要由超越了私利、掌握了"国家理性"的知识分子来设计，那才能"成于治"。

可见，在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下，把权力集中在由国家选拔的"优秀平民"手上，就是以"贤能政府"取代基层共同体的自治。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孔孟之后，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观念和制度框架中展开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使中国的读书人占据了道德和智慧高地，他们总觉得自己比老百姓更懂得什么是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久而久之，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所服务的那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在孔子眼里早已僭越了礼法。中国的政治和知识传统，也正是建立在这种精英代替老百姓进行决策的基础上的。在这里没有宪政精神，而充满了僭政精神。

这种家国天下的怀抱，不仅支撑着古代的专制主义，也为现代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基本预设。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阿Q正传》，可谓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一个奠基之作。在鲁迅和他的追随者们看来，阿Q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就是一群蒙昧不堪、甚至没有判断什么是自己利益的基本能力的劣等人类。他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

这一挑战文明社会的基本道德的宣言，竟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宣言：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人的昏钝，在于中国的老百姓没有鲁迅这样的精英认为他们应该有的思想。在他们获得这种精英们指派的思想以前，他们的生命没有意义。于是，"改造国民性"就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

冷漠与麻木，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近代以来，从梁启超到孙中山，都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这种政治冷漠。这里真正的原因，还是中国的老百姓早已被剥夺了在共同体中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没有参与，万事变得与己不相干，当然就会冷漠。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和制度的失败。所以，救治这种冷漠，并不是靠鲁迅这样的精神贵族来改造老百姓的灵魂。正相反，这些精神贵族应该少过问老百姓的事务，应该让老百姓自己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当知识分子总要指令老百姓往哪里走时，老百姓当然冷漠。但是，当老百姓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往哪里走时，他们的责任感也绝不会比知识分子差。

欧洲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从共同体精神中生成的。Patria这个概念，对民族主义的形成很关键。这个词一开始就指代的是小村小镇这样的聚落，是一个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并且特别蕴涵着自己的权利要由自己的patria的乡亲来界定的观念。即使是中世纪英格兰乡村的一个农奴成了被告，他要由自己乡亲构成的陪审团（许多成员就是农奴）判决是否有罪。他如果能够找出几个证人（哪怕是农奴）宣誓证明他的话是真实的，就可以被判无罪。其中一些农奴掌握了相当复杂的法律技巧，欠了领主的劳役、财物，或者侵犯了领主的利益，领主几次告居然也告不倒。如果阿Q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一个农奴，他当然不会是鲁迅笔下那种人物，当然会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热忱。在这个意义上，至今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还不具有中世纪英格兰农奴的权利。他们怎么可能不冷漠？

当今中国展开的村民民主选举，是恢复共同体功能的历史性的一步。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混乱，也说明国家权力替代了共同体的自治功能时间太久后，社会自我组织能力已经萎缩到了什么地步。乡村秩序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农民真正具有权利来处理家乡的公共事务。他们必要时可以雇用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但知识分子绝无指导他们的权力。我相信，基层民主和乡村自治这一进程如果能够不受打扰地进行下去，将比任何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复兴都更有意义。

儒家启蒙主义

儒家启蒙主义，有赖于把孔子的学说和英国启蒙主义传统相衔接，培育和发展我们社会中的"德"与"仁"，即"道德情操"(moralsentiments)和"社会情感"(socialaffections)。我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德"与"仁"的培育和发展，必须基于面对面的小社区中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亲情和纽带，以及同舟共济的一体感。

在我看来，回归基层社会的共同体精神有两个过程，一是体制上的，一是道德上的。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政府要从社会中退出。这种退出，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表现为给企业或个人的经济行为更大的自由。这导致了中国经济奇迹般的起飞。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并不能摆脱我们失败的历史。要知道，明末以来，中国发达地区的经济，在自由度上与今天相比并不逊色，也创造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所有这些都未能避免日后的失败。要突破我们历史的局限，就必须再往前走一步，给基层社会共同体以更大的自治权利，比如农村基层选举的展开，城市内拥有房产的业主的社区自治，工会和各种行业协会的自由组合，等等，都将刺激共同体的成长。这样，各种大大小小的基层共同体，就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构筑起对个人权利的第一保护层，对外可以集体和国家权力讨价还价，对内可以培养人们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培养同舟共济的共同体成员之间彼此的责任和情感。

在道德上，这种"德"与"仁"的精神资源，绝不能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中获得，而必须在小民百姓中挖掘。我一贯认为，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丑恶的成分。他们本质上都是韩非理想中的法术之士，自以为掌握着某种国家理性，总想着获得超越共同体自治的权力、干预老百姓的生活。钱穆和鲁迅，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在人格和学术上都属于保守派或激进派之中的佼佼者。但钱穆对中国历史的吹嘘，如同痴人说梦；他对西方民主和中国传统不相融的判断，也早已被东亚民主化的进程所否定。而鲁迅对老百姓的冷血，更不应该在未来中华文明中有任何位置。知识分子的精神被君主专制腐蚀至今，几乎无药可治。

惟一的出路，就是向最基层的小民百姓学习。正如我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书中所指出的，日本现代性的生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江户以来一系列知识分子把眼光转向民间。比如日本国学派大师本居宣长，强烈推动日本文化从中国文化的影响下独立。但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虽然到了彻头彻尾地激进，对孔子却几乎不置一微辞。或者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是因为这种文化背离了孔子的精神。本居宣长自称"小人"，着力从民间挖掘小人之德。后来明治年间的人类学家柳田国男，则认定"日本精神"在大都市和上层社会已经不存。他于是走遍偏远的农村，试图记录和保存这种精神。在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几年前的一起矿难中，井底一个矿工临死前把自己的帽子交给身边的同事。这位幸存的同事最后把帽子转交给了他的妻子。妻子拿到帽子，见上面写着几行字："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张主任200块钱......"另有湖南老汉李绍为，为了把客死异乡的同乡带回家安葬，千里背尸，其信义与忠诚，感天地泣鬼神。这里的文化精神，在知识分子里哪里还找得到？毕竟中国社会很大很深，官僚机构和国家权力即使不断侵入，也有鞭长莫及之处，所以这种小共同体内同舟共济的道德情操，才在最基层幸以保存。孔子及其门徒的许多言论，都是旨在保持小共同体内的亲情和道德规范。这是常常为历来的孔子研究者所忽略的，也是我所谓的儒家启蒙的最可贵的精神资源。

儒家的"小"和"大"

先秦儒家所强调的地方社会中的道德情操。所谓"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都是由"小"及"大"，从面对面的社会中人与人彼此之间的道德承担，探索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社会基层共同体的自立、自足、免于外来权力的干预之精神，本是儒家的根基。儒家的入世精神，首先在于积极参与基层的公共事务、解决具体的问题、创造生命共同体的能动性。如果说儒家有什么现代意义的话，这恐怕是其最重要的现代意义之所在。

全球化的进程，对世界各地的基层社会都提出了挑战。人们不得不思考：那些跨国企业，如果对任何地方社会都缺乏责任和承担的话，是否会腐蚀基层共同体的自立？我们是要一个人与人每天早晚问安、彼此关照的步行街,还是要一个没有面目的汽车疾驶而过、车轮溅起的污水泼到了行人身上的大马路？怎样让效率和理性服务于我们的道德情操？怎样使全球化的进程强化而不是削弱面对面社会的亲和力？当你在弄堂里开一个小馄饨铺、为你的邻居提供早点时，任何一个孩子吃了你的东西后得病，你都会感到羞耻、内疚，在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但是，当你制作的产品漂洋过海、在一个你事先不知道名字的国家毒死了几个儿童时，这些无辜的生命对你而言就是几个干巴巴的数字。你要算的是赔多少钱、丢了多少生意。人的面目消失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怎样建立直面一个生命时所应有的感情？孔孟之学，正是诞生于一个面对面的社会急剧转化为背对背的社会的时代，一个温情消失、冷血的理性统治的时代。这与我们面临的时代是何其相似？他们为之而挣扎的问题，也是困惑我们心灵的问题。

（本文是作者新著《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的自序，原文3万余字，发表时有删节）